此后，学者们不断发展和修正这一理论。
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为例，在立法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方面，一般是由常委会法制工作机构请示常委会党组，由常委会党组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再根据中央的指示处理有关问题。第二，通过立法协商等形式，完善立法公众沟通机制，引导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
而在此过程中，通过党组成员、党员代表或委员的示范、引导或说服，使非党代表或委员认同党的主张，使之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再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使法律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认可和遵守，就在法治意义和政治意义上实现了党的领导。立法是高度严肃和专业的事务，领导立法是执政的重要方式，与国家权力的运行高度关联，当然属于党章中规定的重大问题，必须坚持集体讨论决定，以组织行为的形式作出，党委负责人、分管领导也只能对有关立法事项在党委集体决定的范围内加以督促推进，而不能擅自以个人意志代替组织决定，这是党委负责人、分管领导在领导立法工作中的行为限度，也体现于《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和《党组工作条例（试行）》有关组织原则、议事决策的规定中。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事项上，重点集中于列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年度工作要点的法律案，以及属于立法中重大问题的事项。除提出宪法修改和解释建议、审定立法规划和立法计划、重大立法事项研究决策等路径外，还应当积极推动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协调，相应地完善或创新发展重大立法事项请示报告和工作汇报制度、立法公众沟通机制、党规国法衔接协调机制、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等制度机制，并适时制定党领导立法工作的基础主干型党内法规。
[1]这种区分体现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变，与党中央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思路相呼应，也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相契合。2016年2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领导立法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党中央提出立改废释意见建议，讨论同意政治方面立法和重大经济社会方面立法等，有立法权地方的党委研究同意政治方面和重大经济社会方面立法。[1]这种区分体现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变，与党中央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思路相呼应，也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相契合。
2016年2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领导立法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党中央提出立改废释意见建议，讨论同意政治方面立法和重大经济社会方面立法等，有立法权地方的党委研究同意政治方面和重大经济社会方面立法。第一，党领导立法工作应当是法治意义上多重性质行为的结合。中共中央1991年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国家立法工作领导的若干意见》表述中央对国家立法工作主要实行政治即方针政策的领导，2016年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领导立法工作的意见》继续阐明坚持主要实行政治领导，即方针政策领导。现行宪法在序言中以叙述四项基本原则的方式确立了党的领导地位，《国防法》等法律以条款的形式规定党在特定领域的领导。
党的领导是从革命年代就普遍使用的政治话语，领导覆盖党内以及党领导和联系的组织与个人。立法法确立的备案审查制度，在我国当前的法治建设水平下，实际上发挥了相当于宪法监督制度的功能，成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法律实施的重要方式。
党委设立人大常委会党组等党组织、党委与人大常委会党组间的互动、人大常委会党组议事决策等党组织的工作和活动，也都必须依据党章和《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以下称《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以下称《党组工作条例（试行）》）等党内法规进行，这层基本逻辑是无需赘言的。[10]此外，具体到党领导立法的工作中，需要重点推进地方党委工作条例、党委议事规则、人大常委会党组议事规则等相关党内法规制度，与宪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地方组织法、立法法、人大及其常委会议事规则等法律规定的立法职权、立法程序之间的衔接协调2014年国内翻译出版的两位澳大利亚学者合著的《世界海洋政治边界》，是一本实践操作导向的法律地理学专著。所以法律地理学的发展，需要文理工交叉的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
说到法律全球化研究，其学科基础仍然有待阐明和巩固。1900年前后中国国土面临的瓜分危机，导致现代地理学教学在中国迅速兴盛。法律全球化=法律地理学+比较法和国际法。法律、地理科学、测绘技术都是工程国家范畴下的不同的治理技术。
但是从当今中国崛起所遭遇到的迫切问题来看，法律地理学却是最紧要的。中国现在亟需的就是这种交叉性的基础研究。
我们由此看出，保罗·克鲁格曼的经济全球化研究范式为：经济地理学+国际贸易。对世界的航行测绘意味着对世界的掌握和操控，对世界的掌握和操控意味着对世界的征服。
所谓的全球化研究，其哲学抓手是空间概念，其学科范式是某某地理学+。全球化并不会导致地理的终结，也不会形成一个地理上的"平面"世界，相反，它一般会带来一个更加复杂得多的地缘政治体系。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出，法律地理学中的法律技术部分与工程技术部分，在实践中不可能分割运作。一带一路战略体现了中国在新的时代的新的国家追求，它呈现出内外大联通性、外向大进取性、陆海结合性三大特征。中国的地缘政治学和政治地理学的深度内涵的著作也开始出现。根据同盟会元老冯自由所著《革命逸史》一书记载，《时局图》出自同盟会会员谢缵泰之手。
本文转自《法治周末》，原标题：法律地理学：国际秩序、世界观和空间观。1940年代初，一批留德学人因应抗战时局，融合中国古代的战国思想资源和德国地缘政治学以及尼采哲学，发展出兼具人类学、人文地理学与国际关系学色彩的战国策学派。
在地理大发现时代，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根据1493年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仲裁的教皇子午线和1494年《托德西拉斯条约》，按照地理空间在法理上瓜分对整个世界的权力和利益。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美国于1899年秋提出各国在华利益机会均等的门户开放政策。
1897年至1898年，德国借口山东曹州教案，出兵强租胶州湾租借地。1934年竺可桢与翁文灏、张其昀等发起成立中国地理学会。
在我们准备了充分的政治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知识储备之后，一旦涉及到实际的外交交涉和国际沟通乃至维权操作，则必须辅助以法学和法律地理学的工具。1884年以来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所在的经线被世界各国接受为本初子午线。中国学术界应该开展法律地理学研究，在技术和能力上跟住当前中国走出去的步伐和节奏，成为一带一路强有力的支撑，同时也必须在消除中国威胁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全球化世界伦理、塑造中国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形象方面做出积极贡献。抗战结束后，中国地理学发展进入了较为规范的科学建设历程。
由此可见，现代地理学的度量衡基准是绝对基准与相对基准的结合，是绝对法权与相对参照物的结合，是自然地理学与法律地理学的结合。主权性质的领土概念，除了依赖于法学和法律技术，还建立在地图学与制图技术、测绘科学与测绘技术的基础上。
本初子午线亦曾被用作确定世界统一时间的标准，而产生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因此，全球化概念在其理性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地理学。
主权的权力运行的面向，要靠工程技术才能实现。任教于上海南洋公学的张相文，于1901年编著中国最早的地理教科书《初等地理教科书》和《中等各国地理教科书》。
教皇子午线事件是一个典型的法律地理学案例，可以说构成现代世界的法律全球化的起点。2008年之后，随着中国走出去局面的形成，边疆理论和海权理论日益受到重视，一带一路战略标志着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领跑者，全球化视野下的一带一路战略成为一种世界体系学说和全球传播学说。最新翻译出版的《科学、文化与现代国家的形成》一书，就追溯英国将工程科学引进爱尔兰殖民地和爱尔兰现代国家形成的过程性关联，形象地说明工程技术在现代国家形成中的作用。1936年顾颉刚和谭其骧发起成立禹贡学会。
1926年起，昭和日本对中国加紧渗透和侵略，步步紧逼，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发展在危机中愈加奋锐，出现一批成果。近代以来，在形塑现代世界秩序的过程中，西方列强扮演了主导角色，因此也一直拥有世界秩序的定义权。
领土权益可能涉及到历史沿革要素和地形地貌等自然要素，需要地理学、测绘技术和划界方法的综合评估，并就这些要素在法律上的后果和权益影响予以技术分析。从现代地理学的度量衡基准来说，世界通用的地球零度经线(本初子午线)不像纬度那样有自然起讫(赤道和南北两极)，而是人为设定的。
西方自地理大发现以来牢牢把握世界秩序定义权的关键，始终遥遥领先地掌握着我们日用而不自知的认知世界的工具——地理科学、航海技术、地图技术和测绘技术。实际上，放眼观察当下中国学术界和舆论界的话，我们会发现在政治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等大热的背后，地理学分支中唯独法律地理学乏人问津。
